崔述是对先秦古史作系统考证的第一人。他的考史方法，是宗经而疑传注、诸子、杂说等。对于先秦古史的解释，其程序是由辨“伪书”进而辨“伪史”。《考信录》的基本要义是：“《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31]崔述的这个思想，可以上溯到《文心雕龙·史传》说的“追述远代，代远多伪”，“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甚至还可以上溯到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也”[32]。崔述的考史方法及其理论认识，已具有理性主义成分。
当王、赵、钱、崔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总结性成果时，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总结性成果。
（三）章学诚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
所谓“乾嘉史学”，不独以“考据”见长，在理论上也有重大建树。章学诚（1738—1801年）所著《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部名作，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进到它的最高阶段。
《文史通义》内篇6卷、外篇3卷，是评论文史的著作，而以评论史学为主。这是章学诚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此书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其中，论“六经皆史”，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论“史德”与“心术”，论“史意”与“别识心裁”等，是涉及史学之全局性的几个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