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国外讲学，最难忘的是在北美，一位金发碧眼的研究生给我提出过的一个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日本文化当作中国文化的子文化，换句话说，日本人也认为中国是自己文化的发祥地，是他们的希腊与罗马，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对中国却施以了灭绝人寰的野蛮暴行，你对此又作何认识？”
这个问题，十多年来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虽说我当时很机智地作出回应，称“这又是一次‘下克上’”。但是，光以日本“下克上”的传统，足以解释他们对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么？这显然是不够的。
从公元6世纪始，日本接连派出4批遣隋使和19批遣唐使，使团人数多时达到五六百人，全面地学习中国的制度、科技、艺术文化，尤其是儒学及中国化的佛教，为此，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他的名著《文明论概说》中就这么说过：
“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教。”
鉴真东渡，为了传播佛教文化，先后失败五次，直至眼瞎了，第六次终于抵达日本九州，成为日本律宗的创始者，还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介绍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