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陶渊明、杜甫的身前寂寞不同，陆游在生前就享有盛誉。时人以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视陆游为“中兴之冠”[17]，被推为南渡诗坛稳操牛耳者。对陆游诗中的主流创作，即引人注目的爱国诗歌，在当时就引起了足够的重视。郑师尹在为《剑南诗稿》初版作序时就点到放翁诗“忠愤感激，忧思深远”的特点。杨万里说陆游“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18]，罗大经《鹤林玉露》云陆诗“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即使在明朝中叶前后七子高呼“诗必盛唐”之际，陆游还是被推为“广大教化主”[19]，受到士大夫重视。这个视为“诗魂”的主体精神，在民族危难深重的关头，更多的人是从陆游诗歌中汲取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然而，这一部分爱国抒情诗，在整部《剑南诗稿》近万首作品中的实际数量和所占的比重，不是特别多，远远不敌他的闲适诗，却能给人以“集中十九从军乐”的深刻印象。这说明一种精神和与之相应的篇章，有时并不需要绝对的量化，关键在于感发的强度、真切的程度、持久的魅力。正如纪昀所言：“此种诗（指《书愤》）是陆游不可磨处。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20]这些诗，不论在整部诗稿中的数量比例多少，将永远是陆游诗的脊梁。古代论者在感动此种精神的同时，在选诗评论方面，却呈现出另一种光景。由于这类诗常集中在知名度较高的几首名篇中，为人所共知。所以，一些选家在选辑陆游诗歌时，为体现选本的特色，避免复出，对这类诗歌反而言之甚少或者约略不言了。不少选家往往“略其感激豪宕沉郁深婉之作，惟取其流连光景”[21]的诗歌。包括深受陆游的精神感召的宋代诗人刘克庄、元代方回，都喜欢摘章截句，激赏诸如“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等，以至于有的读者以为陆游只是“苏州一老清客”[22]——这是一种倾向。另一种倾向则是，一些论者因为有感于陆游盛名，于是求之过深。在选辑评点陆游作品时，殊多留意于圭璧之瑕可供臧否之处，还特别胪列了陆游诗中重见复出和稠叠句法加以针砭，放大诗人贪多务得、出手率尔的疏误。陆游晚年诗，瑕瑜互杂，不暇剪除荡涤，这是事实。但正如唐诗之美，《全唐诗》未必首首精湛一样，我们看陆游，也应持辩证的眼光。陆游诗的艺术成就，固不像贺裳所言“才具无多，意境不远，惟善写眼前景物而音节琅然可听”[23]，诗作繁富有所复出，不应成为全盘否定陆游的理由。陆游诗是经得起删选的，在诗稿中立意与诗艺双馨的作品，比比皆是。其名篇与文学史上任何一位大家相比，均毫不逊色，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安可以选者之误，并集矢于作者哉！”[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