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羡归公、清查亏空、养廉银三事同时进行，它使恣意加派、授受规礼、贪婪勒索败坏吏治的恶劣风习有所改变。
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使地方政府的正税和附加税都制度化了，支出按预计的进行，是朝廷在财政管理上的进步。
耗羡提解后的耗羡量，大多数地区比州县私征时减少了，这对百姓自然有好处。乾隆初年内阁学士钱陈群说： “初定耗羡，视从前听州县自征之数有减无增。奉行以来，吏治肃清，民亦安业”。这样说不免有溢美之词，然亦反映耗羡归公确实有益于民生。
上述种种说明，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表面上肯定了封建政府的加派，实质上有益于整顿吏治，相对减轻人民的负担，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节制绅衿
实行耗羡归公，也包含着解决绅衿与平民耗羡负担不合理的问题。钱陈群说， “康熙年间之耗羡，州县私征，往往乡愚多输，而缙绅士大夫以及胥吏豪强听其自便，输纳之数较少于齐民”。田文镜指责某些地方官“征收钱粮，滥加火耗，绅衿上役不令与民一体完纳，任其减轻，而取偿于百姓小户”。地方官不按田粮向绅富征收火耗，把他们的耗羡银转摊到贫民身上，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出现，是官吏在施政过程中给予绅衿的不成文的一种特权。他们还享有法定的和其他不成文的特殊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