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骆宾基在回复日本东京大学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生宫尾正树的信中说：
当时在北平图书馆读的列夫·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雪花围》《父子骠骑兵》，中篇自传体小说《现身说法》等书，还是商务出版林琴南的文言译作，还有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以后在我的长篇小说《姜步畏家史》第一部《幼年》就可以看出来它们对我的文学创作的影响。莫泊桑的《项链》《两渔夫》《羊脂球》等与鲁迅先生译的柴霍夫的《坏孩子及其他》以及后来汝龙译的《万卡》《草原》等名作，都是我最喜欢的作品。抗战初期喜欢一再阅读的是周扬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后出版的郭沫若、高地译的《战争与和平》，还有雨果的半部《悲惨世界》（未译完之故）。抗战后期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一方面，同时也不止三五次地一再阅读的本国文学名著有《红楼梦》《聊斋志异》《浮生六记》等。[7]
萧红除了受到美国的辛克莱、杰克·伦敦、史沫特莱，英国的夏芒、约翰、曼斯菲尔德，德国的雷马克、丽洛琳克的影响外，更多地受到法国的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俄国的屠格涅夫、契诃夫、班台莱耶夫的影响。萧红十分喜爱俄国的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萧红曾经在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求学和生活，主动和被动地接受了渗透于生活中的苏俄文化。在萧红的笔下，俄国的饮食文化和方式已深深地嵌入和渗透到东北人的饮食结构、饮食习惯中，她的散文经常在无意的、零星的、穿插式的描述中，表现和透露出这一方面的内容。从充满苏俄情调的“欧罗巴”旅馆，到“黑列巴”和牛奶，俄国文化就这样深深地卷入到她的生活当中。在具体的描写和人物遭际中，作者流露出一种浓重的、俄国式的忧郁。可以看出，苏俄文化对萧红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生活中的渗透，而且表现在艺术思维、气质、构思和风格情调的追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