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这种局限性,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不是偶然的,“名教”观念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有深厚的根源和长久的影响,以致成为史学批评难以逾越的藩篱。刘知幾论“直书”与“曲笔”,显示出深刻的批判精神。他甚至批评孔子作《春秋》,也多有“未谕”和“虚美”之处:有“为贤者讳”者,有“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者,有“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者,有“真伪莫辨,是否相乱”者。这种敢于批评《春秋》的史家,在古代史学上是不多见的。但他同时又说:“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15]“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16]这就是说,在“直书”(“正直”“直道”)与“名教”之间,“名教”是第一位的,故可不惜牺牲“正直”“直道”而保存名教。从刘知幾论“直书”,到章学诚辨“心术”,都不曾脱离为君亲隐讳的名教观念,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局限,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理论发展的障碍,这也是无可讳言的。
[1]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2~663页。